年12月我经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工作，筹备组主任郭力是我最早认识的领导。

　　1951年党中央贯彻统一战线方针,帮助各党派在国家机关发展成员,中国同盟在中央重工业部建立组织,当时汽车工业筹备组的老盟员有凌业勤、彭定一,我是1948年在英国由地下党推荐而参加民盟英国总支部的。1951年汽车工业筹备组党组织认为杨国生、吴敬业、许政润等符合民盟条件,先后动员他们入盟。中央重工业部民盟区分部当时实有新老盟员不足20人,汽车工业筹备组盟员占1/3以上。

　　为帮助新建的盟区分部,中央重工业部党组又进一步安排司局级党员跨党参加民盟。我听郭力说过,他自愿报名承担这一工作。郭力参加盟组织生活十分积极，民盟当时响应解放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盟员除努力工作外,都以极大热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每逢较重要的学习讨论会,郭力总能做精辟的发言,我们受益匪浅。他的这些发言,对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提高思想觉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我终生难忘的教导。

　　在郭力和筹备组副主任孟少农的主持下,筹备组从无到有聚集起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干部队伍,还给较晚组建的中国航空工业、拖拉机工业、轴承工业输送最初的技术队伍，此外还接收了几个工厂，尤其重要的是筹建652厂(一汽)。

　　郭力在1952年夏调离汽车工业筹备组,受任一汽厂长,主持652厂筹建重任。在筹备组欢送他的机关大会上,作为主任的他却分外谦虚,以下级身份要求筹备组和同志们今后加强对652厂的领导，他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表现给我极其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

　　汽车工业筹备组不断为652厂输送人员,我也在1953年5月奉调支援。当年7月15日一汽举行奠基典礼，这时饶斌已被任命为厂长,郭力改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作为主要助手,郭力以其谦虚、谨慎和稳健的一贯作风,积极配合和辅佐饶斌，再加上孟少农、黄一然、马诚斋、罗红等几位副厂长各有所长,一汽行政领导班子显得朝气蓬勃又精明强干。

　　在全国支援下,一汽职工出色地完成三年建厂任务,并产出高质量的解放牌载货汽车,结束我国不产汽车的历史，以后又创造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经验。一汽也的确胜利完成“出汽车、出人才”的上级期望,为中央和许多工业部门输送了一批批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作为饶斌的主要助手和率领技术干部的总工程师,郭力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饶斌每季度都要对全厂工作做部署报告,郭力主抓生产,孟少农抓技术。

　　郭力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格。记得初期制造活塞环时出现大批废品和次品，其实有些次品比市场多数配件质量要好得多,有人要求将它们作为商品出售以减少损失,但郭力却下令一律砸碎以维护一汽产品的质量和声誉，他认为不消灭次品就不能扩大正品的比例。

　　一汽建成投产,标志着资金、设备、技术等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仍多年未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主要制约因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其原因一是冶金工业当时不能供应技术要求严格的汽车钢材,二是苏联设计采用了大量镍、铬金属元素,而国内资源勘探开采落后,又受国际封锁禁运,不能自给,因此一汽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饶斌曾出国并设法从联邦德国订购一批车身深冲冷轧薄板,成为一汽宝贵的储备物资,维持了好几年的生产，但其他许多材料问题仍未解决。

　　1956年5月我自热处理车间奉调任冶金处副处长(后任一汽总冶金师)，协助冶金处处长陈禹孙工作。记得当时他努力抓铸造辅助材料如型砂、黏结剂等国内货源, 我则从事开辟钢材货源工作,特别是镍、铬的代用工作。

　　郭力对这些都很关心，他曾亲自去北京申请国家调拨镍锭以供一汽生产燃眉之急,但国家当时极度困难,即使是如此重要的一汽,由厂领导亲自出马来申请,也只破例批准几百千克而已,只是杯水车薪。他对冶金处主持的镍、铬代用工作一贯支持，经努力,一汽终于在不降低汽车质量前提下,用镍量从苏联原设计每车3千克降至3克,实际首创“无镍汽车”世界先例,铬用量约减一半。

　　郭力很关心冶金处工作,特别对铸造技术、高频热处理以及在备品和工艺防锈问题上都听取汇报和作出指示。

　　1958年一汽试制东风轿车,送到北京向八届二次会议报捷。当年5月21日，意味深长地说，终于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八一建军节,一汽又试制成红旗轿车,9月底送2辆红旗到北京。1959年1月,中央要求一汽专心生产红旗高级轿车,并要求提高质量,消除1958年两辆试制车经常出现的故障。

　　这成为一汽1959年最严肃的任务,因为预定红旗轿车在十年国庆大典上要作为检阅车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外,它将替代作为许多中央用车,也将被用来迎接国际贵宾。高级轿车由于技术含量高,全世界只有几家老牌知名企业才能生产,而一汽只是初次试制,要在短期内线年工厂压倒一切的任务了。

　　1959年2月,饶斌积劳成疾休养,郭力主政。此时党委内定日后将要继任技术副厂长的王少林总抓红旗轿车。一汽党委审时度势,决定全厂党政工团齐动员,依靠三结合力量,广泛组织突击队,猛攻26个厂级关键技术难题,同时要求车间、处室也要建突击队,普遍提高各零件、总成、协作产品和整车质量。党委两位、团委和工会主席都参与这一中心工作。

　　这时我被调离技术处处长岗位几个月,专职在红旗办公室帮助王少林做各种组织工作,主要联系26个重大难题突击队,特别是组织各突击队轮番向孟少农汇报工作进度和难题,由孟作出技术决断,继续推进。4月30日厂党委召开2000人“制造红旗轿车五级干部会议”,向全厂总动员。五一节也只休息半天,继续夜以继日地突击攻关,保证要在较短时间内试制出两辆合格的红旗轿车。

　　在5月中旬的一次突击会议上,郭力对质量问题有很精辟的发言。他说，现在红旗的毛坯条件相当好,我们将以两台车来推动调整,要结合调整又结合质量来带动技术攻关,5月份要大体过技术关,6月份试生产及解决问题,7月份才能谈数量。

　　他分析说，现在有三个问题。一是质量与进度问题。从道理讲,两者应互相促进,过了质量才能谈进度,进度又能促进质量,但事实上往往存在这个问题,如处理得好,能互相促进,但如果处理不好,便会有矛盾,会牺牲一个方面，我们应争取前者。现在要求出的两辆车既称为合格车,便必须合格,不然白忙一个月,没有意义。如两者有冲突,则进度应让位于质量,这也不等于不要求进度，只是真要有牺牲时,宁可牺牲进度。如真正处理得好,二者均可不牺牲。

　　二是质量标准。以何为准绳呢？要看具体零件，机械加工零件合乎图纸,如发现图纸有错误,则要改图,零件仍要符合图纸,而总成则要符合性能要求。例如现在曲轴锥度上差2微米,仍不可放过。

　　毛坯质量以金属的技术要求和尺寸为主要标志,即要求成分、金相和尺寸。尺寸指能够加工,尺寸大了一点可以加工解决,因为红旗车是小量生产。在合理公差范围内,不一定追求过格,可以稍大一点,个别零件有特殊要求的另论。质量标准应当具体化,不同单位有不同要求。例如车身也要有标准,冲压零件最后结论在装配。

　　三是进度。生产出两台车仍有难度，但如果工作马上形成,主观上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努力,本月仍有可能解决。

　　抓进度要充分利用人力和时间,时间便是胜利。一天有24小时,不能让它白白过去。要进行具体分析。一件事只能一个人连续干的并不多,大量零件可以几个人轮流干,以充分利用时间。小问题要争取早做完,不要拖,真正尖端难题,也不可班。现在进度上并没有多少余地,危险便在于此,发生问题便会垮台的。

　　他的讲话成为一时的指导方针。经过克服无数险阻,一汽终于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诸如液压挺杆、高压油泵、发动机缸体毛坯和曲轴三层轴瓦,液压变速器及其齿轮和制动带,车身表面烫锡、油漆和内饰、密封件和电气件等一系列难题都先后得到突破。

　　后来在突击队大会上,郭力还作过一次精彩发言。他针对有些技术难题多个解决方案都取得了成功,便分析说，这正是技术问题的特点所在,可以有这个或那个解决办法。这也正是党对科学技术(及文艺问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根据。

　　在一汽厂党委及多位厂长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厂努力,终于完成十年国庆所要求的 红旗轿车任务。当年9月24日,30辆红旗轿车运达北京,除两辆敞篷检阅车参加国庆阅兵 式外,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习仲勋、杨尚昆等多位都试坐了这一批红旗轿车。

　　郭力后又调往部里任职,他英年早逝,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与他的接触还是有限的,回忆以上数事,作为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