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英姬(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需求不足,但在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制造业吸引外资依然保持了整体稳定,成绩来之不易。这一增长态势的延续,离不开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等因素。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扩大内需和“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重要“强心剂”。中国具有14多亿人的超大市场规模,中国市场购买力强、潜在购买群体持续增长,对外商而言是强大的“吸金磁”。中国市场潜力大,给予外商投资中国良好的回报预期,形成更加坚定的投资信心。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行业种类和数量丰富的制造业配套产业集群以及相对较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同时,中国拥有庞大且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和各领域专业人才,这是中国特有的生产成本优势、区位配套优势和综合效率优势。
中国自主研发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高,为高质量吸引外资打下基础。今年,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节能环保的新产品不断涌现,出现了一批引领经济发展的新热点、新业态。科技创新和业态创新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还为在华外资企业的生产加工装配、运输销售、出口等提供了诸多便利,进而推动中国从“世界加工中心”逐步转向“世界创新中心”,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合作平台和发展机遇。
当前,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型转向制度型开放,外商投资政策进一步放宽,负面清单限制条目持续减少,外资营商环境更加得以优化。今年10月,中国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这一举措更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加大开放力度的强烈决心。
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是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意味着中国将在产业、范围、层次、方式等度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这向世界传递了鲜明的开放信号,有助于打消外资对中国经济政策、外资政策的顾虑,强化其投资信心,进而促进外资流入。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中国的可预测性和投资回报的可预期性。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具潜力和活力的第一大市场、最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还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这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有足够包容力、共享力的经济大国,中国欢迎世界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共享开放机遇。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眼下,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标准化逐步与国际接轨,同时,中国不断扩大自贸试验区等经贸交流合作平台,落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完善制度保障,政策更加公平透明,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为外资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合作平台和发展机遇,让外资企业得以搭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快车。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将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加快转型。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门槛降低,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投向中国制造业,这将推动中国企业在良性竞争和合作中不断提升自身实力,进而形成更有活力的经济环境,促进中国制造业继续向高端创新型行进,推动中国制造业加速迈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还有助于中国突破外部封锁和遏制。外资不仅能够连接国内外市场,还能促进国内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的直接渠道。近段时期,国际上出现了各种排他性、封闭性“小院高墙”,以技术封锁、贸易壁垒以及制造业本国化、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近岸化、友岸化等为主要手段,鼓吹“与中国脱钩断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将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开展生产经营和科技创新活动,有助于中国封锁和经济遏制,重建并维护良好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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